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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而负面效应则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李约瑟还认为儒家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消极的，其过分的人文主义传统阻抑了科学的发展，儒家学说对科学发展贡献甚微，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然而，李约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于科学技术实际存有的两种根本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它助长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

    因为就前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的宗教；但就后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只研究‘事’，而不研究‘物’，所以，李约瑟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对科学的贡献而言，儒家不如道家，而事实上儒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也的确不如道家。

    李路基本上认可李约瑟的论断，他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与其他传统学术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达到它的初次繁荣。但秦汉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儒道相反相成的互补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并主宰中国近2000年之久。

    儒家多是伦理中心主义者，以探讨社会秩序为己任；而道家则是自然中心主义者，倾心体究自然秩序。这并不是说儒家不讨论自然秩序、道家不研究社会秩序。但是，儒家理解自然秩序喜欢以社会秩序为参照，而道家理解社会秩序习惯以自然秩序为参照。

    因此从学术视角看，儒家文化提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型，而道家文化提供的是自然科学的原型。在这两种进路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科学。在儒学的进路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学问是附属的、第二位的。

    任何文化都兼具认同与求异的二重性。认同性是文化继承的保障，而求异性则是文化发展的条件。对比儒道两家文化，可以看出儒家文化重认同，而道家文化主求异。儒家文化的认同性表现为儒家学者尊经崇圣的态度和传注解经的研究模式。道家文化的求异性则表现为道家学者的异端风骨和否定的思维方式。认同性文化被官方定于一尊而长存，就成为一种保守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学的历史命运正是这样。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其保守性长期妨害科学的自由进取精神，而这却恰巧是儒学的原罪之一，也是李路所不能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有些儒家的东西已经渗进了我们汉人的血脉之中，就算李路在西域和塞北白手起家，都不能完全忽视儒家影响，没办法儒家有些东西也很有道理，是浸润到汉人的骨血里的。

    儒家这玩意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完全抛弃了不可取，可也不能全盘接受，那怎么办，好办，去芜存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呗，既然摆脱不了，那就只能改造儒家，使其能为己所用，眼下就是最好的机会，一呢，在李路控制下的英国，儒家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二呢，儒家还没完成它的究极变化，还没有完成儒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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